來源：光明網    2022-04-08 09:39

    【百名院士的紅色情緣】

    光明日報記者田雅婷

    “入黨是我一生的重大轉折，因為入黨，我立志努力學習，報效國家；立志努力工作，為國爭光，認定了這一生要救死扶傷、攻堅克難?！?/p>

——湯釗猷

    從醫執教七十載，湯釗猷院士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。

    1930年，湯釗猷出生于廣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。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，他深刻體會到“落后就要挨打，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”。

    “不為良相，便為良醫”，從那時起，他便堅定了聽從父親要他當醫生的想法。1949年上海解放，19歲的湯釗猷考入了國立上海醫學院（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）。

    他深深感到，如果沒有新中國，他是不可能有學習醫學的機會的。他暗下決心“努力學習，報效祖國，做一名好醫生”。

湯釗猷近照(2009)

    1959年3月，湯釗猷如愿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。他明白，“為人民服務”不再是一句單純的口號，而是要用一生為之奮斗的目標。此前，湯釗猷從事血管外科長達10年。只因國家需要，他便“改行”搞肝癌臨床與研究。初涉肝癌領域，這還是一條少人問津的荒蕪之路，路的兩旁是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患者們。那時起，湯釗猷的“初心”就是兩個字——救命。

    當時，人類對肝癌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時間，“不治之癥”“癌王”是人們對肝癌的定義。湯釗猷一頭扎進肝癌臨床研究，終于在20世紀70年代，領導解決了肝癌早診早治的關鍵問題，使肝癌由“不治之癥”變為“部分可治之癥”。尤其是他提出的“亞臨床肝癌”概念，被國際肝病學奠基人漢斯·波珀（Hans Popper）譽為“人類認識和治療肝癌的重大進展”。他也因此于1979年榮獲美國癌癥研究所“早診早治”金牌獎，此后他成為第15屆、16屆國際癌癥大會肝癌會議主席。20年后，美國得克薩斯大學MD安德森癌癥中心還在索要由他建立的肝癌轉移數據模型。

    50余年的時光，他終于看見肝癌患者的生存期從5年延長到10年、20年、40年，大量患者存活至今。他還作為第一完成人，兩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，獲得吳階平醫學獎和陳嘉庚科學獎（生命科學獎）等獎項。此外，他心系群眾，致力于癌癥防治的科普推廣，撰寫了《肝癌漫話》等科普讀物；耄耋之年他仍筆耕不輟，將癌癥防控與周易、孫子兵法等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相結合，突顯了中國特色與文化自信。

    作為醫學教育家，湯釗猷在醫學科研和醫學教育方面均有論述。作為全國重點學科腫瘤學的學科帶頭人，他爭取到數千萬元的基金，使研究所的建設達到較高的水平。對身處新時代醫學路上的“追夢人”，湯釗猷送給他們兩句話：“嚴謹進取、放眼世界、鍥而不舍、振興中華”“需求出發、中國特色、和諧包容”，并強調，一切臨床研究務必由“從SCI出發”轉為“從需求出發”。

    時代變遷，初心不變。在湯釗猷眼中，“對我們醫生而言，提高患者的療效就是硬道理。所以，我們做任何研究一定要使病人受益，一定記住不能只為論文而研究?！?/p>

    回望與肝癌搏擊的大半生，湯釗猷說：“入黨是我一生的重大轉折，因為入黨，我立志努力學習，報效國家；立志努力工作，為國爭光，認定了這一生要救死扶傷，攻堅克難?！?/p>

    如今，這位站在醫學巔峰的老共產黨員心中仍有牽掛。我們依舊面臨“看病難、看病貴、看不好病”的問題，我們的醫學如何惠及14億人口？在重大疾病面前，在巨額醫藥費面前，有多少家庭能從容面對？這就需要我們要拿出既高精尖新又多快好省的治療辦法。湯釗猷提醒后輩，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、一切為了病人的道路上，要星夜兼程，須臾不得松懈。

    院士小傳：

    湯釗猷（1930— ），腫瘤外科學家，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?，F任復旦大學（中山醫院）肝癌研究所所長，美國和日本外科學會名譽會員，曾兩次擔任國際癌癥大會肝癌會議主席。早年從事肝癌早診早治研究，大幅提高療效，撰寫的《亞臨床肝癌》（英文版）被國際肝病學奠基人漢斯·波珀（Hans Popper）譽為“人類認識和治療肝癌的重大進展”。近年從事肝癌轉移方面的研究，建成轉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統。曾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、美國癌癥研究所“早診早治”金牌獎，以及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和白求恩獎章。195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

    原文：https://kepu.gmw.cn/2022-04/08/content_35643185.htm